首頁最新消息百年榮光臺大文學院「百年榮光」專欄第十三篇陳葆真名譽教授（臺大藝史所名譽教授）撰

臺大文學院「百年榮光」專欄第十三篇陳葆真名譽教授（臺大藝史所名譽教授）撰

〈陳捷先教授與臺大藝術史研究所〉——陳葆真教授（臺大藝史所名譽教授）

＊本文原載於閻崇年、馮爾康、馮明珠等主編，《陳捷先教授紀念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頁45-48；今稍加補正。

陳捷先教授（1932-2019）雖已別世，但他對臺大藝術史研究的推動之功卻永遠不會被遺忘。「臺大藝術史研究所」自一九八九年成立至今已經三十多年，規模初具，正持續地蓬勃發展，在華人世界中是極為重要的藝術史研究據點。但長江大河濫觴於涓涓細流。「臺大藝術史研究所」也不例外：它的前身原是本校歷史研究所中的「中國藝術史組」。該組創立於五十三年前（1971），主要推動者便是當時擔任歷史系主任的陳捷先教授與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博士（1898-1990）。

兩位都是高瞻遠矚之士，特別是對臺灣在培養年青學子從事清宮文獻和中國藝術史研究的推展方面，更是功不可沒。他們的合作是在當時特別的時空背景與因緣際會下形成的。那與一九六五年故宮博物院從台中北溝遷移到臺北士林外雙溪，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故宮北遷後，態度開放：因有感於所藏文物珍貴，且數量龐大，而原有研究人員有限，因此，積極延攬文史專才，加強清史和文獻研究，並計畫培養年青的藝術史研究人才，以應所需。陳捷先教授因專精滿文和清史研究，又是臺大歷史系主任，因此，成為當時故宮最理想的合作對象。從一九六七年開始，陳老師便受邀在故宮文獻處主持清史研究室，帶領多位臺大歷史系的畢業生（包括劉家駒、莊吉發、張葳和趙綺娜[1949-2013]等學長），從事滿文檔案研究和《清史稿》的譯註和校釋。一九七〇年故宮召開有史以來第一次國際性的「中國古畫討論會」，引起了國內外學界的重視，因此，更感培養年青藝術史研究者的迫切性。一九七一年，陳老師接任臺大歷史系主任後，故宮蔣復璁院長便與陳老師合作，積極地計劃在臺大歷史所中增設「中國藝術史組」，以培養藝術史研究人才。

但當時要推動這個計劃卻是困難重重。主要的原因是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前，臺灣學界對於「藝術史研究」究竟是在作些什麼，幾乎沒什麼認識；對於它竟然可以是一種綜合美術、考古、歷史、與文化史的學術研究的這種概念，更是聞所未聞。雖則這門學科在德國已發展了二百多年；而當時的歐、美和日本等國某些重要大學，不但開授了許多藝術史課程，並且更進一步與博物館合作，設立博士班，積極培養藝術史的專業研究人才。然而，在臺灣，一般人卻以為「藝術史」只是「骨董學」或藝術欣賞而已。當時的師範大學和中國文化學院雖都已設有「美術研究所」，但它們的重點都在培養創作人才，而非從事藝術史研究。因此，在那時臺大與故宮合作，計劃在歷史研究所碩士班中增設「中國藝術史組」培養藝術史研究生一事，可謂在華人教育史上劃時代的創舉。雖則如此，陳老師在臺大推動這個計劃時並不順利。歷史系所提出的原因之一是：系裡沒有員額可以聘用專任教師開足夠的藝術史課程。當時在臺大唯一能開藝術史研究課程的老師只有一位：那便是由港大來臺訪問一年的莊申教授（1932-2000）；但他在一九七二年便將離臺返港。其次是：藝術史圖書昂貴，歷史系沒有經費可以購置相關的圖書資料和幻燈片圖檔等必要的教學設備。

眼見這項計劃即將胎死腹中，幸好，故宮及時救援。蔣復璁院長慨然承諾以故宮可用的人力和物力資源，盡量協助臺大解決以上的這些困難。在師資方面，故宮聘請院內專家李霖燦（1913-1999）、江兆申（1925-1996）兩位先生教書畫鑑賞，那志良先生（1908-1998）教玉器史，譚旦冏先生（1906-1996）教銅器史，吳玉璋先生（1905-1988）教陶瓷史。這些教師的授課鐘點費都由故宮支付。其次，故宮開放圖書館和院藏文獻供「中國藝術史組」的研究生使用。其三，由故宮向「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申請特別經費，購置圖書並補助該組研究生的生活費，為期兩年。其四，故宮提供該組研究生於第三年時在故宮工讀實習，以增進對博物館工作實質內容的了解。從以上這幾項措施來看，蔣院長和陳老師當年可謂煞費苦心地在各方面尋找資源來培育年青學子。他們的熱忱令人感佩。

在以上條件具足之後，臺大破例在那年秋天已經開學之後，又特別舉行了「中國藝術史組」的招生考試，十月放榜，大約兩週後入學。個人幸運地考上，成為該組第一屆的研究生。同學共有七人：包括五位本地生（郭繼生、陳芳妹、陳擎光[1949-1995]、宋后楣和筆者），和兩位外籍生（Mette Siggstedt和Roger Noether）。記得入學不久，陳老師特別在系辦公室召見我們，對我們鼓勵有加，並說：中國藝術史研究已經國際化，同學將來也應到國外進修，打開視野，共同發展這個領域。後來，陳老師又親自帶領我們同學七人，一起到故宮去拜會蔣復璁院長和將來的老師們，其客氣慎重如此。我們每星期要在臺大和故宮上許多門課。在臺大必修的三門課，包括：陶晉生先生所授「研究實習」，和莊申先生所開的「中國美術考古學史」以及「比較藝術史」。在故宮，我們則必修前述五位老師所授書畫和器物方面的課，目的是擴充我們對文物的知識並學習鑑定古文物的方法。

剛開始的前兩年，一切進行順利；但後來「中國藝術史組」在臺大歷史系的發展卻不如預期。主要原因仍然在於教師員額與經費方面一直受到限制，所以難以再擴充發展。特別嚴重的是：當一九七二年莊申教授客座期滿回港大之後，臺大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未曾開過藝術史方面的專題研究課。而當一九七二年陳捷先老師卸下系主任之職，離開臺大，借調到成功大學創辦歷史系之後，這種情況更無人專責積極改善，一直持續了十多年。在這期間，除了曾一度聘請國外學者如Anne Clapp和Richard Stanley-Baker教授來客座之外，其餘所有藝術史方面的課程仍然全部依賴故宮的文物專家們傳授。

雖則如此，但每年從該組畢業的碩士生卻適當地發揮了當時陳老師和蔣院長合作設立該組所預期的效能。這些畢業生或直接進入故宮，或擔任與藝術史專業相關的工作，貢獻所學服務社會；有的則再出國進修，後來進入大學或研究機構，推展藝術史的教育與研究。特別是在一九八\u25CB年代之後，該組早期的畢業生郭繼生、石守謙、和顏娟英等人赴美進修學成後回臺，在臺大歷史所「中國藝術史組」開課，解決了該組長期以來師資來源不穩定的困難。於是，到了一九八九年，「中國藝術史組」終於在當時的歷史系主任徐泓教授和文學院朱炎院長(1936-2012)的努力和校方的支持下，正式獨立為現在的「藝術史研究所」，由徐泓教授兼第一任所長。而這距離一九七一年當陳捷先教授和蔣復璁院長合作創立「中國藝術史組」的時候，已經過了十八年之久。萬事起頭難，飲水思源：假使當年沒有他們兩位的努力，排除各種困難，創辦「中國藝術史組」的話，恐怕不會有今天的「藝術史研究所」。

一九九一年春天，個人離開普林斯頓大學，回到「臺大藝術史研究所」服務。長期以來，幾乎沒有機會再遇見陳老師。聽說他退休之後便移居溫哥華。雖然如此，但每當我寫到有關「臺大藝術史研究所」的發展史時，一定會提到陳老師和蔣院長兩人在當年的創始之功。直到二〇〇五年故宮召開「文獻足徵\u2500清代檔案文獻研究研討會」時，個人才見到與會的陳老師。我便把握良機當面向他致意，感謝他當年創立「中國藝術史組」的功勞。二〇一〇年，在藝術史所計畫召開「乾隆時期的宮廷藝術」研討會之前，我特別打電話到溫哥華，邀請他出席，以便藝術史所公開當面向他致謝和致敬。但他卻因長途飛行不便而婉謝了。

而今陳老師和蔣院長兩位師長雖然都已辭世了，但當年他們對臺灣藝術史研究的推展功不可沒。特別是他們早在半世紀之前，當臺灣還處在物資窘迫的艱困之時，就能高瞻遠矚、排除萬難、通力合作，在臺大創立了「中國藝術史組」，為國家培育藝術史研究人才，善盡教育者傳承文化的使命。《老子》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謹此向陳老師和蔣院長二位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