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作文明新趨勢學術講座】—— “Comparative Sound-Systems” Andrew F. Jones 談聲音、政治與群體想像

　　臺大文學院第三場「共作文明新趨勢講座」，由台大文學院鄭毓瑜院長主持，邀請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的Andrew F. Jones教授，為我們帶來又一個精采的專題演講。Andrew F. Jones教授在引言中指出，我們往往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是「新媒體」創新的代表與巔峰，但事實上十九世紀才是新媒體科技發展的軸心：攝影（1838）、錄音（1871）、電影（1898），再加上電話（1876）等眾多發明，都是在那個時期出現的。這些新媒體技術擴展了人類的感官能力，改變了人類感知世界的方式，也深刻地影響了二十世紀的人類歷史；時至二十一世紀這個以行動裝置與社群媒體為主的時代，重思這段歷史勢必會帶給我們新的啟示，因為如今這些十九世紀的新媒體都已整合進單一設備之中\u2500\u2500手機。

　　演講的引言之後，Andrew F. Jones教授以一張希特勒面對群眾的背影照，開始今天這場“Comparative Sound-Systems”的演講。希特勒曾有這樣的說法：「如果沒有擴音器，我們永遠無法征服德國。」雖然愛迪生在1870年代發明了留聲機（phonograph），使人類得以實現長久以來將聲音這種最難以捉摸的波動現象固定在實體媒介上的夢想，但真正催生音樂大量生產的，實際上是擴音器（loudspeaker），而不僅止於播放音樂的工具，擴音器還成為一種動員全國群眾的政治工具\u2500\u2500在希特勒的背影與群眾之間有一個媒介，就是擴音器。

　　在隨後的演講中，Andrew F. Jones教授追溯了聲音轉換技術（sound transduction）的歷史，從漢代的編鐘、中世紀的號角、教堂的鐘聲所代表的領域意涵，再從公共廣播系統一路談論到個人化的音響裝置，並說明這些系統的設計如何與其各自的政治與社會功能密切相關：擴音器代表的是一種人的「群集」（assemblage）。從1920年代最早的公共廣播系統，到1930–1940年代被軍方採用為對群眾喊話的工具，擴音器變成國家的聲音，創造出「國家的聽覺疆域」（national acoustic space）。二戰德國的政治宣傳照中看不見希特勒，只有碩大的擴音器面對廣大的群眾；1950年代中國大陸的政治宣傳海報上，擴音器播放「周總理聲明」以震懾蔣介石；而金門北山則用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廣播牆，以鄧麗君的聲音對中國大陸廣播自由民主。這些例子都說明藉由聲音確認對疆域的掌控，而鄧麗君的喊話，則從「個人的群集」，轉化成「軍事的群集」（military assemblage），而人與機器的合一，也造就了新的軍事武器。

　　不過就當擴音器在歐洲與海峽兩岸衍生出「群集」的政治新義之際，在遙遠的加勒比海，擴音器也為牙買加帶來當地生活上的另一種「群集」，一種純粹用音樂與擴音設備建立的社會關係；而演講至此，我們也理解了為何這場精彩的演講要以“comparative”為題。牙買加音樂家Hedley Jones在1940年代發明了第一把電吉他，當時群眾自製的音箱，播放出的重低音比率大於高音，製造出強大的身體震動，這樣的重低音文化使得音樂自成一種「環境」；而為了要音樂傳得夠遠達到佔地盤的功能，在混音時刻意加強重低音與高頻，中間的聲音較少。這種音樂形成的「環境」，也與自然的「環境」互動（比方隨處可聽到的牙買加樹蛙鳴叫），使得整座島嶼都處於牙買加式的「群集」之中。

（撰稿：林熙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