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文學院「百年榮光」專欄第二十三篇 彭鏡禧名譽教授（臺大外文系與戲劇系名譽教授）撰

緣起

「我家門前有小河……」，於我而言，不只是兒歌。小時候，家門前不遠之處確實有條小河，也有鵝鴨甚或孩童嬉戲其中。大人稱之為「禾里卡瓦」。後來才知道，這是日語「崛川」（ほりかわ）的發音。崛川這條水渠分隔了新生南路：臺灣大學在川東；正對過來的川西，巷內有許多臺大的教職員宿舍。因為家父任職臺大，我們全家就住在其中一幢日式宿舍。從此我跟臺大結了不解之緣。

少小時候，每逢颱風，經常停電停水。我會提著水桶，跟著兄長和其他住在川西的大人小孩跨過小橋，到川東的臺大提水回家。從初中到高中，我和許多愛打籃球的同學，也常常過河去鬥牛。在1950年代，像臺大這樣開放的籃球場不多。記得球場附近還有兩位小販，在自行車後面掛著兩個鉛桶，一桶冰紅茶，一桶冰檸檬水。因為可以賒欠，所以生意很好。1960年代初期的臺灣，電視機是奢侈品。臺大工學院有一臺電視機。念初中的我，碰到有少年籃球比賽的時候，就擠在人群中，在工學院外面隔著玻璃窗看球賽轉播。

加入大學新聞社

一九六四年吊車尾進了臺大外文系之後，在眾多的社團之中我選擇了大學新聞社。沒想到，初出茅廬的第一個任務竟然是採訪校長錢思亮先生。錢校長溫文敦厚，和藹可親，一點架子都沒有。訪問的內容早忘了，沒有忘記的是他對學生的諄諄叮囑：「不欺暗室」。升大二那年，報社邀請各系主任撰寫對新生的期許。當時的外文系主任英千里先生身體孱弱，我到他的溫州街宿舍去拜訪。他躺臥在床榻上，知道我的來意後，略帶抱歉地說：最近腸胃不好，經常「跑肚子」。他說，文章如果要用英文寫，可以請顏元叔先生代筆；如果要用中文，可以請侯健先生。都可以掛他的名字。《大學新聞》是中文報，所以後來請侯健先生以本名寫了一篇。

在外文系學了一點皮毛，知道英文sophomore（二年級生）源自希臘文 sophos “wise”（聰明）+ mōros “foolish, dull”（愚拙）。英文sophomoric 常用來嘲諷自以為有點知識的人。於是我自己也胡亂湊了一篇，題目好像叫〈且聽聰明的傻子道來〉，裝模作樣，「提點」大一新生。回想起來，當時的自己何其「二年級」啊！

後來和同系的好友林明聰闢了一個專欄「碎嘴集」。可惜風光沒有多久，《大學新聞》就因為刊登了張系國的〈孔子之死〉而被迫停刊。但是在大新社的那段日子，還是挺值得懷念的。為了趕出版，常常和社長（哲學系的學長）周勳男，到印刷廠校對文章。坐著看撿字師傅一邊聊天，一邊在昏暗的燈光下，從一方一方的眾多鉛字中，靈巧地抓出一根根反面的鉛字，依序擺在木盒裡，一篇篇文章就這樣排出來了，實在佩服不已。等看完校樣，決定好標題字體大小，回到家常常已是半夜。

師恩難忘

我不是用功的學生，但是願意對自己喜愛的課程或老師多努力些。印象比較深的有好幾位。劉藹琳老師教我大一英文和大二的文法與修辭，不時給予鼓勵。我念臺大除了拿清寒獎學金以外，也像其他許多同學一樣擔任家教。至少有兩份家教工作是劉老師介紹的。那時候有許多修女、神父、牧師授課。教英語會話的白靜明修女（Sister Marriette）和教作文的羅素瑛修女（Sister Ronayne）住在金門街的聖本篤修院。羅修女的大三作文，每星期要交一篇作業，她都仔細批改。即使大三暑假在陸軍步兵學校受訓，也還經常與羅師書信往來。

        臺大外文系一向注重文學。教英國文學史的李本題老師，住在我家斜對面，送過我許多原文書。李老師年紀較大才出國進修，回來時滿頭白髮。他上課有多認真？如果他的課碰上了國定假期，一定會要在禮拜六下午或禮拜天補課！

        真正接觸到文學作品，要等到高年級。顏元叔老師的近代英國文學，教材是Modern English Verse。他細緻的講解和洪亮的朗誦，吸引我進入英詩的殿堂。大四旁聽余光中老師為研究生開設的現代英美詩。余老師講課不徐不疾；詩人解詩細膩生動，誦讀英詩韻味十足。也是那一年，系主任朱立民老師大概為了儲備研究生，特別選了一些學生上他的英文作文課，是我論文習作的初階。

研究所時期

考上研究所之後，先去服了一年的兵役。回來註冊時，朱立民老師要我到系裡當助教。這是我人生的轉捩點。回想起那三年一面讀書，一面工作的日子，的確非常忙碌，但也極為充實。特別是親身經歷了外文系的脫胎換骨。

朱老師後來擔任文學院院長，系主任由顏元叔老師接手。這期間他們大刀闊斧修改了外文系的課程，人稱「朱顏改」。加上學成歸國的胡耀恆老師和葉維廉老師，臺大外文系的師資之堅強，在當年國內堪稱一時無兩。他們提倡比較文學研究、重視臺灣文學，相繼創辦了《中外文學》和英文的Tamkang Review；成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定期召開國際會議。對國內文學發展及學術研究交流的影響與貢獻，既深且遠。顏老師並且要求研究生組織研討會，定期討論當代的臺灣作家。那真是一段輝煌的文學時代。

研究所三年中，除了追隨朱、顏兩位老師以外，印象深刻的，還有教莎士比亞的客座教授伯納德神父（Father Bernard）、教文學翻譯的虞爾昌老師、教比較戲劇的胡耀恆老師，都是博雅鴻儒，也是謙沖君子。孫靖民老師雖然沒有在研究所授課，但是擔任我們的研究生導師，十分疼惜學生。

研究所的同學課後不時聚在研究室，或各自閱讀，或共同討論，抑或只是閒聊，甚至直到夜深時分。回家之前，偶爾一夥人到大學口吃宵夜，其樂融融。助教工作乏善可陳，只盼著學長黃爺（有光）和王爺（秋桂）等一聲吆喝，高爺（天恩）和我們一幫小助教忙不迭收拾辦公桌，同去羅斯福路上靠近金門街的壽爾康川菜餐廳大啖豆瓣魚。若是時間許可（那是午休兩個鐘頭的幸福年代！），就在文學院的中庭玩飛盤－－這在當時是挺新鮮的玩意兒。

不了緣

碩士一畢業，我幸運地在師長的推薦之下，獲得美國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到密西根大學深造，開啟一段新的學習歷程。回國之後，一直留在母校服務，直到退休。堀川早已被新生南路覆蓋，然而無論是川東、川西，還是路東、路西，這小小的區塊提供了我無比寬廣的天地，成為這輩子往返流連的場域。如今偌大的臺大校園仍然是我漫步、運動，享受人生暮光的場所。川東／川西開啟的緣分還沒有結束。臺大養我育我，可謂恩同再造。謹祝母校校運昌隆，大步迎接下一輪更為光輝的百年！

（民國114年5月23日初稿； 8月8日修訂）